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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万皮】历史上司马光是什么结局?宋哲宗为何要砸他的墓碑?

cj
2023-10-31 07:00:22

  大宋王朝中期,思想激荡人物风流,涌现出了一大批名留青史的历史名人,司马光就是其中星光熠熠的一位。“遥望历史的河流,感受历史的沧桑,下面和小编一起走进了解。

  对于司马光的了解,大多数人对他的记忆都是来自于司马光幼年时候砸缸的故事,其实在此之后,这位聪明的孩子也非常有出息,成为了北宋时期的宰相。然而相比于名垂青史,司马光在死后的结局却有些惨不忍睹。

  而这一切,主要归咎于司马光深陷北宋时期无休止的党争漩涡,而无法自拔。

  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,反对新政,宋哲宗亲政后,司马光的谥号被夺回、墓碑被砸烂,甚至险些被鞭尸。

  后来的宋高宗就将北宋的灭亡,归结为王安石等新党变动祖宗之法,对王安石等人大加贬斥,除了将王安石逐出宋神宗庙庭之外,也将蔡确移出宋哲宗庙庭,而代之以司马光配享哲宗庙庭。若是泉下有知,宋哲宗见到司马光配享自己,一同接受后人祭祀,不知道是何感想。

  那么,司马光与宋哲宗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呢?这还得从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。

  一、司马光何许人也

  司马光除了是“砸缸”的那个孩子,他还是编纂《资治通鉴》的那个功臣。

  司马光(1019年11月17日—1086年10月11日),字君实,号迂叟,陕州夏县涑水乡(今山西省夏县)人 ,世称涑水先生 。北宋政治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,自称是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代。宋神宗时,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,离开朝廷15年,期间,主持编纂了编年体通史《资治通鉴》。

  司马光历经宋仁宗、宋英宗、宋神宗、宋哲宗四朝,官至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。元佑(宋哲宗赵煦第一个年号)元年(1086年)去世,追赠太师、温国公,谥号文正。名列"元佑党人",配享宋哲宗庙廷,图形昭勋阁从祀于孔庙,称"先儒司马子"从祀历代帝王庙。

  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、刚正不阿;做事用功,刻苦勤奋。以“日力不足,继之以夜”自诩,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。其生平著作有很多,最主要的有《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》、《稽古录》、《涑水记闻》、《潜虚》等。

  司马光之所以在死后被人弹劾,主要原因就是在于北宋年间的党争而引发的一次失败变法。其实质,就是新旧党争矛盾的激化与升级。

  二、高太后临危受命,继刘娥太后之后,北宋再次进入“听政”时期

  宋神宗元丰七年(1084年)秋,一次宫宴中,宋神宗赵顼正要提杯祝酒,意外发生了。

  “暴得风疾,手弱觞侧,余酒沾污御袍”。

  这种类似脑溢血或脑血栓的病症,彻底摧垮了这位勤于改革的帝王。从这一天开始,神宗的病情愈发严重,逐渐出现口不能言的情况,只能以点头与否来表示圣旨。

  元丰八年三月,宋神宗病逝,第六子十岁的赵煦继位,是为宋哲宗,改元元佑。继刘娥太后临朝称制后,宋王朝再一次进入特殊的“垂帘听政”时期。一位比刘太后地位更为尊崇的女人即将成为新的“掌舵人”,她就是高滔滔高太后。她听政的对象,不再是那个性格柔和的宋仁宗赵祯,而是一个性格沉闷的少年。

  其实在哲宗继位前夕,宋廷就已经进入了“听政”时期。元丰八年(1085)正月,宋神宗的病情加重,御医日夜看护,宰执王珪等中枢成员,一方面进言神宗尽快立储,一方面请求皇太后(即神宗的生母,英宗的皇后)权同听政,待皇帝康复后再行归政。

  高太后的本意是不想在年过半百之时,再一次涉足朝政,但在宰执们的再三推请下,才决定听政。

  神宗已经病危,主政的高太后面对这样的时局,显得力不从心。她面临的首要大事就是立储。当时,神宗还有同胞兄弟赵颢、赵頵两个亲王,都是主政的年龄,都年富力强,而且高太后还发现,这兄弟二人经常打探神宗的病情,其心事可谓叵测,高太后随即下令,禁止二王随意出入禁中,特别是神宗的居殿。与此同时,她正秘密安排着另外一件大事。

  宋神宗赵顼画像

  元丰八年三月初一日,赵佣被立为太子(后改名赵煦)。初五日,神宗驾崩,赵佣在父亲的灵柩旁,穿上祖母早已准备妥当的黄袍,遵照神宗的遗诏,成为宋王朝第七位皇帝。宋哲宗即位,高太后顺理成章的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听政。

  三、司马光在高太后面前恃宠而骄,却忽略了她身后的小皇帝

  宋神宗一贯主张革新,熙宁、元丰年间的“熙宁变法”(王安石变法),成效不大,但却让北宋走向岌岌可危的边缘。直接体现在朝廷内外形成了两大派别:新党和旧党。两大派别之间,互相倾轧,搅乱时局。这种局面一直随着元丰年间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逐渐失势才放缓。

  高太后一向对新法变革不满,对反对新法的老臣十分器重,尤其是对司马光。神宗去世,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。卫士见到他,都致敬行礼。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。他们高喊:

  “无归洛阳,留相天子,活我百姓!”

  从高太后主政的情形来看,虽然她喊出的政治口号是“子继父业,其分当然!”都知道,这只是为了稳定朝堂,神宗去世当月,旧党领袖司马光就被高太后召回京,授门下侍郎。可见高太后是非常反对新党的,其中心思想无外乎就是“废新法”。司马光与高太后可谓一拍即合,他仍然对新党和新法全盘否定,而且现在得到了太后的默默支持,司马光更是挺直了腰板。但高太后仍面临一个问题。

  首先,变法是在先帝的支持下开展的,现在要予以否定,神宗的脸往哪搁;其次,废除新法,必须师出有名,如何冠冕堂皇地废除?司马光此时说,新法都是王安石、吕惠卿所为,神宗与新法并无关联。这种说法无异于“掩耳盗铃”,自欺欺人。如何废除新法呢,司马光又提出了一个“名正言顺”的口号:“以母改子”。当时就有新党人士反对:

  “三年无改于父之道,可谓孝矣。”

  这是不是又在将高太后陷于不仁不义。所以,司马光“以母改子,非子改父”这偷换概念的政治口号根本禁不住推敲。而且还给人一种高太后大权独揽的感觉。在所有这些人当中,最真切的感受者莫过于高太后身后的哲宗皇帝,这也给后来绍圣年间的政治清算埋下伏笔。

  不管怎样,司马光“以母改子”还算冠冕堂皇,高太后觉得“师出有名”,所以一大批在熙丰年间被贬黜的旧党成员陆续被召回京,刘挚、范纯仁、苏轼、苏辙、文彦博、吕公著等相继被朝廷委以重任。旧党的联骈入朝,在与新党的力量对比上形成极大反差。

  旧党翻身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弹劾新党成员,在司马光的领导下,大批的台谏官将矛头直指蔡确、章惇,在不遗余力地声讨下,蔡确罢相,章惇罢知枢密院,司马光与吕公著先后拜相,宰执大权转入旧党的掌握之中。

  一时间天下法令颓废,新旧法令交织在一起。从中央到地方整个行政体系纷乱如麻,旧党逐渐掌权。伴随着新旧党派斗争的白热化,从最初对法例的争论,逐渐演化成对异己的迫害,被贬死在岭南的新党前宰执蔡确,就是双方斗争的最高潮。

  王夫之:“进一人,则曰此熙丰之所退也;退一人,则曰此熙丰之所进也;行一法,则曰此熙丰之所革也;革一法,则曰此熙丰之所兴也。”

  旧党如此如火如荼大肆压制新党的背后,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人物,那就是高太后身后的小皇帝:宋哲宗。当朝的宰执心中只有高太后,已经忘了后面还有一个小皇帝,殊不知这个小皇帝迟早是要亲政的。

  四、哲宗亲政,司马光等旧党集体风光不再

  哲宗早慧,年少时便自觉抄写佛经,为父皇祈祷早日康复。登基时,便有其父神宗一样的锐气,也决定了他不是一个耽于享乐的皇帝。高太后按照司马光“以母改子”的口号,废除新法的时候,无形中已经否定了神宗皇帝的历史功绩,而这一切哲宗都看在眼里。从内心深处来说,哲宗很敬仰自己的父亲,包括其推行的新法。但是高太后以及旧党,对新党中人以及新法的诋毁,在年幼的哲宗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,这颗种子一旦开枝散叶,就是旧党覆灭的时间。

  对于司马光等人,哲宗可以没有感情地随意处置,但对于自己的奶奶高太后,哲宗心里的情感是非常复杂的。但从高太后的种种做法上来看,祖孙之间的裂痕,是难以弥补的。

  高太后:每天那些大臣来奏事, 你心中有什么想法吗?为何一句话也不说呢?

  宋哲宗:娘娘(高太后)已处分,我还有什么好说的!

  显而易见,哲宗平日里的沉默不语,其实是对奶奶高太后的无声反抗。这种与年龄不相宜的沉默,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躲避开了一些打击,但是对于一个十余岁的少年来讲,必然会对他的身心产生极大的影响,这种影响会随着哲宗的成长和手中权力的不断扩大,而愈加严重。

  转眼间,哲宗到了婚配的年龄,元佑七年(1092年),高太后为十七岁的哲宗选了一个大他三岁的孟氏为皇后。哲宗对这名女子没有丝毫兴趣,更谈不上喜爱,不几年,宋哲宗移情于刘婕妤。按例,婚后哲宗要祭祀天地,宰执们就天地合祭与分别祭祀展开了争论,哲宗一反常态,据理力争,要求此后祭祀,一律按照神宗元丰六年之例分别祭祀,这一小小的争论,多少都流露出哲宗对神宗种种施政的尊重。

  元佑八年(1093年),高太后仙逝,在高太后去世前,她就已经察觉到哲宗对于新旧党争的态度,而且有预感,哲宗皇帝很有可能会进行政治清洗,而一旦开始政治清算,自己将是首当其冲。所以在弥留之际,高太后对范纯仁哀言道:

  “老身受神宗顾命,临朝听政,诸卿试言,九年间,可曾施恩于高氏一族?我一心为公,一儿一女病死,都未曾得见。”

  高太后说罢掩面痛哭。

  高太后去世后,哲宗正式开始亲政,没有了高太后的压制,哲宗的话也开始变的多了,臣僚们不止一次的听到,哲宗回忆高太后垂帘时的情景,怨言道:“朕只见臀背。”可见哲宗对高太后的独意专行、宰执大臣唯高太后之命是从的情况,心怀不满已久。

  旧党已经觉察到时局即将开始震荡,便积极上疏哲宗皇帝,他们很委婉地提出,即使哲宗对某些事要恢复,要重新起用某些人,一是要看是否对国家有利,二是要学习宋仁宗对待刘皇后的做法, 凡是刘娥垂帘时的一切政事,不许随便进言,而招致政局动荡。

  对于旧党的上疏,哲宗置若罔闻。待到高太后的灵柩落葬后,新党人抓住时机,马上就有人上疏,希望哲宗继承先帝之政,哲宗随即起复章惇、安焘、李清臣等新党中人,到了这一年的三月,李清臣在殿试中直接否定元佑政治,绍述之意呼之欲出。正是因为准确得把握了哲宗的心理,新党一方才能在绍圣初年就抢占了先机,而剩下的就是章惇等人的表演了。

  绍圣(宋哲宗的第二个年号)元年(1094年),一大批从前不入流的新党官员被宰执章惇召回京任职,准备对元祐群臣进行大规模报复,最先“中枪”的不是别人,正是司马光。

  五、古代封建王朝党争背后的思考

  旧党曾经制造了北宋立国以来最大的文字狱-——车盖亭诗案。而此时此刻,新党强势回归之后,旧党代表司马光一时间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

  先有台谏官张商英因元祐时没能受到重用而积怨在心,开始猛烈抨击司马光、文彦博误国;后有章惇效法旧党对新党开具名单,逐一迫害的方式,将司马光、文彦博、范纯仁等十一人安上“挟奸妄上”的罪名,不管元佑群臣是死是活,一概贬谪。

  御史中丞黄履:“前宰相司马光,昨自先帝识拔,进位枢庭。光以不用其言,请归修史,先帝盛德优容,曲从其欲。……迨垂帘初,朝庭起光执政,当时士论翕然称之,以为光真能弼成圣德,上报先帝。不谓光深藏祸戾,追忿先朝,凡有所行,皆为非是。”

  宋哲宗于是下诏,对司马光“夺赠谥,仆所立碑”,“追贬清远军节度副使,又贬崖州司户参军”。

  司马光拥有的的太师、温国公的追赠和“文正”的美谥全部被收回,哲宗御赐的“忠清粹德”碑也对推倒,更是不断被追贬。

  活着的范纯仁被安置永州(今湖南零陵),苏轼被贬至惠州(今广东惠州),剩下的元佑旧臣几乎都走了蔡确的老路,被贬谪岭南。

  而与旧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高太后也被新党作为口诛笔伐的对象。历经“同文馆之狱”后,加上哲宗生母的苦劝,哲宗这才怒斥章惇与蔡卞,是否还让他有脸跨进英宗的祖庙。一场追废高太后的政治闹剧才草草收场。而章惇、蔡卞此前更是利用宋哲宗的报复心理,他们怂恿哲宗“发冢斫棺”,要将司马光挖坟掘墓,好在宋哲宗并没有失去理智,没有容许。

  同文馆之狱后,绍述政治到了末期,哲宗的锐气早已在党争中被消磨殆尽,加之哲宗身体孱弱,伴有咯血的宿疾。身体与心理的双重影响,使他在政治领域很难有所作为。元符三年正月(1100年),在位十五年的宋哲宗病逝,年仅二十四岁。

  宋哲宗死后,宋徽宗继位,新党继续控制朝政,最终新党以蔡确配享哲宗庙庭。靖康之变后,北宋灭亡,宋高宗南渡建立南宋。宋高宗对新党却嗤之以鼻,对王安石等人大加贬斥,除了将王安石逐出宋神宗庙庭之外,也将蔡确移出宋哲宗庙庭,代之以司马光配享哲宗庙庭。这戏剧性的变化,若司马光泉下有知,也是始料不及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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